知青大返城始末

发布日期：2025-05-22 12:19    点击次数：166

知青大返城始末

1968年12月，随着大串联时代的落幕，众多城市中的红卫兵群体面临着去向何方的难题，这一挑战摆在了国家面前。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就业岗位稀缺，城市也难以承载如此庞大的人口压力。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最高领导人发出了号召：“知识青年应当投身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极为必要！”此言一出，犹如石破天惊，激起了千层波澜。一场波及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此拉开帷幕。

自1968年12月掀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以来，直至“文革”落幕的1978年，全国共有逾1700万名青年响应号召投身农村。尽管关于知青数量的统计各有异说，但此数字大体上仍能准确勾勒出那个时期上山下乡运动的庞大规模及其发展态势。

一类是选择插队落户，与当地农民共同生活，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另一类则是支援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这些人多半来自京津沪地区，名义上是兵团战士，他们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尽管他们享有微薄的工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等同于国营农场的工人。尽管他们成为散居农村的知青们羡慕的对象，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却极为有限，甚至不如某些地区插队落户的知青。

1978年秋季，全国范围内的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成功召开，并在会上形成了《知青工作四十条》这一决议。该决议对“文革”时期以来的上山下乡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伟大成就”，并重申了未来将继续有计划地引导城镇知识青年投身于上山下乡，实现与工农群众的深度融合。《四十条》还明确指出，未来农场（兵团）的知青将享有与国营企业职工同等待遇，不再享受国家知青政策的特殊关照。换言之，他们失去了回城的资格，只能在兵团从事革命工作终身。《四十条》的颁布，无疑彻底粉碎了当时滞留在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回城的梦想。他们不仅为边疆的建设奉献了十年宝贵的青春时光，对于回城的期盼亦化为泡影！

就在这一刻，一个不甚重大的事件发生了。西双版纳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遭遇分娩难产，然而负责救治的农场赤脚医生却因醉酒而无法及时施救，导致母子二人不幸丧生。徐玲先的离世引发的愤怒情绪迅速转化为一场对知青普遍命运的抗议行动。知青们抬着徐玲先的遗体，踏上了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漫长道路。云南省委紧急发布指示，要求积极采取措施，防止事态升级。同时，向全国各建设兵团和边疆农场发布通知，加强对知青情况的关注，以避免引发连锁反应。

“知青，也要做个人！”“知青，要回到城市去！”

发起此次知青罢工行动的核心人物是来自上海的知青丁惠民，他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丁惠民充满激情地动员知青们：我们的命运现在掌握在自己手中，要么继续作为知青度过一生，要么下定决心，除了返回城市，别无他途。《国际歌》中唱道，不依赖神灵与帝王，全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十年的青春已经付诸流水，我们还在等待什么呢？”短短一周内，景洪农场的12个分场知青纷纷响应，组建了声援团体，向橄榄坝的知青们进发。

云南省领导层接到通报后，迅速组建了省级与州级联合调查小组，前往与罢工知青进行直接对话。然而，这些官员态度傲慢，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命令知青们立刻返回农村投身革命和生产劳动。丁惠民敏锐地察觉到他们并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于是起身提问：“各位领导，我有个小疑问，希望得到你们的明确答复。请问，在座各位领导家中，现在还有几位子女在乡村担任知青？”此问令现场领导们顿时陷入沉默。事实上，在场无人有子女仍在农村担任知青。领导们面红耳赤，情绪激动，对丁惠民和其他知青代表怒目圆睁，拍案斥责。

知青罢工的代表们迅速集体离场，以示强烈抗议。冲突的烈度再次急速攀升。1978年12月14日，罢工的知青们自发组织成队伍，毅然北上请愿，新一轮的斗争由此拉开帷幕。与此同时，一条消息不胫而走：北京高层对于上山下乡运动持有不同的观点。《四十条》并非众多老同志心声的准确反映，传闻邓副主席对于知青问题已有新的表态，种种传闻纷至沓来。

此信函极大地提振了罢工指挥者的信心与胆识，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继续北上，并公开发表了《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在北上请愿团的成立大会上，丁惠民同志激情洋溢地表示：“我们的使命，便是代表云南农垦的十万知识青年，亲自向中央领导呈递请愿书，并进行口头汇报，揭示十年上山下乡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错误与问题。我们坚守的唯一宗旨与使命，便是将农垦知青全体心声——即大返城的心愿——传达给政策制定者。我们深信，党中央在充分了解农垦知青的真实处境后，必将对我们的合理诉求表示同情与理解。”

知青请愿团历经重重阻挠，终突破省、州工作组设置的障碍，抵达昆明。云南省委随即派遣专人接见了代表们。然而，他们对知青们呈上的《请愿书》和《北上宣言》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仅匆匆一瞥便转交给了秘书。随后，态度严肃地指出：“你们前往京城请愿的行为是错误的！必须立刻停止所有有损社会稳定与团结的不当举动，无条件返回农场，投身革命与生产建设，否则你们将犯下更为严重的错误！”

几名知青代表并未被恐惧所笼罩，他们低声窃窃私语了几句，随后丁惠民挺身而出，郑重宣告：“请领导同志代为转达，我们肩负着十万云南边疆农场知青的重托，来到京城请愿。我们的意志坚定，不达目标，绝不罢休！”12月28日的午后，知青北上请愿团的近百名代表，手持旗帜，沿着铁路路轨前行，在昆明火车站以东约两公里处的羊方凹地，集体卧轨进行示威，导致当日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到阻碍；昆明通往京沪、京广、陇海三大干线的铁路要道被迫暂时中断。

消息一经传开，全国上下为之震动。成千上万的昆明市民，不畏严寒，纷纷涌向羊方凹，围观并声援。当晚，省、市委迅速组织工作组赶往卧轨现场，大批军警亦奉命进驻羊方凹，准备随时行动。六十个小时过去了，铁路线依旧中断，即便秘密开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亦不得不停滞不前。经过三天三夜的等待，云南知青大规模卧轨事件终于引起了最高层的关注。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致电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进京反映情况，但人数限制在三十人以内。喜讯传至羊方凹，现场爆发出一阵欢呼声，部分知青激动得抱头痛哭，他们终于凭借自己的行动撼动了北京，赢得了应有的权利。

1979年1月2日，一场大雪纷飞后，北京火车站迎来了首批来自云南的衣着单薄的知青。然而，相关机构并未派遣人员前来接待。丁惠民果断下令：“全体列队，高举我们的旗帜，前往人民英雄纪念碑！”三十名皮肤晒得黝黑、衣衫褴褛的男女知青，尽管神情略显疲惫，但面容却庄重肃穆，他们排列成两队，踏着咯吱作响的积雪，朝着天安门广场坚定前行。那面皱巴巴、陈旧的旗帜，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旗帜上鲜明地书写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的字样。

连续两日，北京市民、知青家长们以及众多从四面八方归家度假的知青络绎不绝地涌入广场，为声援云南知青请愿团表达支持。食品、饮料以及保暖衣物堆积如山。众多外国记者纷纷举起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将中国知青的新闻传播至全球各地。

1月3日的午后，两位身着中山装的男士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径直走向了知识青年。在出示工作证并自我介绍后，他们告知：“丁惠民同志在吗？请随我们一同前往招待所，中央领导明天将接见你们。”云南知识青年赴京请愿团的代表们终于迎来了中央领导的接见。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及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在听取了他们关于边疆农场严重问题的汇报后，发表了充满感慨的讲话。领导的话语真挚动人，既给予了知青们的安慰和鼓励，也提出了轻微的批评。领导最后深情地叮嘱：“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你们的眼界要更加开阔，更加长远，我们对你们寄予厚望。你们的意见，我们会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派遣农林部副部长和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前往你们所在地区。你们返回后，要协助农场某些干部改进工作作风……”会面结束后，领导们与知青代表们逐一握手，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近况。

丁惠民等三位知青代表采取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策略，以个人身份向王震副总理发出电报，对自己的一些失当行为进行了自我反省。然而，未过多时，中央领导与云南知青代表会面的谈话内容，以及知青们发出的检讨电报，竟双双占据了全国各大报纸的显著位置，这一现象间接彰显了云南知青群体已深刻领悟了道义的真谛，并勇于改正错误。

元旦假期刚过，云南省派出的工作组抵达勐岗农场，召开了知青代表会议。工作组领导，省知青办公室的副主任登台发言，环顾四周后，开始按照事先准备的稿子宣读：“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们，坚守在农场生产一线的青年工人、干部、党员和团员同志们……”此言一出，台下的知青们瞬间陷入沉默，随后爆发了热烈的讨论：“我们明明是知青，怎么一转眼就不再是了？……”现场顿时陷入混乱，知青们情绪激动，有人甚至当场失声痛哭。部分人还冲上前去质问这位副主任。副主任这才意识到自己开场白中的错误。面对质问，他试图辩解道：“这是根据中央《四十条》的规定，我并没有说错……”

“各位知识青年和战友们，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兵团知青。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和毛主席的指示，来到边疆进行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并非为了找工作或就业。……如今兵团已被撤销，‘文革’也已结束，为何还有人随意篡改我们的知青身份，剥夺我们享受知青政策和回城的权利？《四十条》我们无法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谁说的话，不论哪一级领导的指示，若不尊重事实，不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坚决不予接受！”

不久，新一轮的知青罢工浪潮再次涌动。罢工指挥部果断决定向中央和省委发出通电，若中央调查组在三日内未抵达勐岗农场并对知青的诉求作出回应，勐岗农场的知青们将发起共和国史上未曾有过的千人大规模绝食行动。他们高呼口号：“不回城，宁死不屈！”然而，三天的时间匆匆而过。到了1月23日晚7点，通电的最后期限终于来临，中央调查组却音讯全无。当晚9点，首批投身绝食的男女知青，共有311人，于场部露天会场聚集，逐一步入绝食的现场。那里弥漫着一种悲壮的气氛，每个人面前都摆放着一碗酒，他们以酒为盟，然后齐刷刷跪地，面朝故乡，右手紧握拳头，誓言掷地有声。这种古朴而悲壮的宣誓仪式，激起了在场者与旁观者心中一股豪迈的情感。那一刻，泪水如雨而下，哭声震天动地。

仪式宣告落幕，一份精心准备的电报文稿，经电话传递，抵达了县城邮电局的值班室。自此，勐岗农场的知识青年们，每隔两小时便以罢工指挥部的名义，向县、州、省委乃至北京，发送一次关于绝食情况的报告。正当知青们发起绝食之际，中央派出的调查小组数人，迅速赶往勐岗。领队者是调查组组长、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鲁田。他早在年初便接到中央领导的指示，前往云南调查并妥善处理农场知青的大规模罢工事件。他的第一站是西双版纳的橄榄坝农场，那里简陋的草房低矮潮湿，屋顶乌黑，遍布漏洞，屋内墙角和床下长满了丛丛野蘑菇。在这样的环境中，每间屋子里往往同时居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未婚同居知青，其中不乏已有两三个孩子的情形……

“我们投入了三百亿，却换来了三个不满意：知青、家长和农民都不满意。”鲁田认为，邓小平的这番话并非随意，或许是一位历经风雨的老革命家发出的一个试探性的信号。

应知青群体的热切呼唤，调查组与知青的见面大会即刻在山丘的露天会场上展开。中央调查组的主要领导被请至主席台就座，而罢工指挥部的成员们则坐在台下的知青队伍前列。放眼望去，会场上及山坡上密密麻麻的知青人数不少于三五万，主席台宛若一座孤岛，被知青的人潮所环绕。鲁田登上讲台，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按照规定将知青称作“青年职工”，话音刚落，台下便爆发了呐喊：“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鲁田显得有些尴尬，然而他必须遵照中央的指示，“妥善处理”此事，便对着麦克风苦口婆心地劝解起来。然而，台下的呼声却置若罔闻。此时，罢工副总指挥、来自北京的知青吴向东走上台前，接过麦克风，刚刚开口说：“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他的喉咙便哽咽了。会场陷入一片沉寂。接着，他继续说道：“我，吴向东，一位1969年下放到农村的北京知青，今日站在这个讲台上，面对着故乡北京而来的首长和亲人，面对着我十年的患难知青朋友们，我有几句话要说。我倾述了知青们所经历的种种困苦与不幸，道出了我们这一代知青心底的声音，表达了我们迫切要求回城的强烈愿望。最后，我说：‘为了维护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刚被强加的‘农场青年职工’这一不实的身份，我决定以最坚决的方式表达我的抗议！’”

各位知识青年同志，你们辛苦了！”台下的知青们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持续了十几分钟。

此刻，一位饱受严重心脏病困扰的四川女知青，缓缓走上舞台，忽然间跪倒在鲁田的面前，放声大哭：“伯伯啊，伯伯，请救救我们，救救这些不幸的人们吧……”她的哭声与话语，瞬间触动了台下数万知青的心弦，他们纷纷效仿，齐刷刷地跪倒在台上，哭声震天，仿佛能撼动大地！鲁田亦泪如泉涌，无法自控。面对眼前这位女知青以及台下数万跪地不起的知青，他深感肩上仿佛压着泰山般沉重的责任，难以承受。

“各位知识青年同志们，现在我将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恳请大家立即停止绝食，恢复正常的饮食，并全体知识青年恢复工作，回到各自的岗位，投身革命，促进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示——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应当得到满足！”知青们虽心有不甘，仍竖耳聆听。然而，在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之后，全场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伴随着疯狂的跺脚、热烈的掌声，以及激动不已的哭泣声。知青们纷纷冲向绝食现场，将他们的英雄高高举起，抛向空中。

城门重开，国务院批复了知青办提交的包含“六条”举措的请示报告，该文件于1979年1月下旬正式下发至各省市自治区。消息一经传开，知青们纷纷行动起来。不久，一场知青返城的风暴迅速从云南席卷至全国各地。

上山下乡结束。